长时以往，罗登巴尔的确某种意义地持续扮演着纽约市黯夜守护者，尽管他的原意系起自盗心，而他也总把正义偿还的过程弄得凸梯、弄得狼藉不堪、弄得一副情非得已的鬼样子。但在这回《麦田贼手》一案中，他却认真、坚定、自始不退不让，像个智机百出的勇者，只因为这次事关一位了不起的传奇小说家，得有个技艺高超的贼来守护他，罗登巴尔少见如此正色地把同一段话重复讲了两次——这个人写了这么一本书，改变了我们整整这一代人，我总觉得我欠他点什么。
这个人就是塞林格(小说中他易名为格力佛·飞迩波)，这么一本改变整整一代人的书就是《麦田捕手》，若依罗登巴尔的说法，其实就连住台湾的我们这一代人也同样都欠他点什么，只可惜我们并无缘如罗登巴尔般偿付，但我们可以转头还给我们这一代台湾最好的小说家，他们规格不同但也都默默做了和塞林格类似的事。
有趣的是，小说中罗登巴尔这番话其中一次系正对着化身书店顾客而来的格力佛·飞迩波本人说的，罗登巴尔还直通通地问飞迩波本人是否也念过这本书，是否也因此被改变自己的一生。可想而知，飞迩波当然有点尴尬，但他不算扯谎地回答，他的确和大家一样看过此书(废话！)，人生也的确因这本书改变。
今天，塞林格的名字和《麦田捕手》密不透风相连，几几乎被理解为“一书作家”，这当然不至于就是事实，《麦田捕手》之前之后他都有小说问世，如《弗兰妮与祖伊》，如《看香蕉鱼的好日子》云云，但《麦田捕手》的光华太耀眼了，夺去了一切，甚至把塞林格本人过早地推高到一个尴尬的高峰(他当时才三十岁左右)，也一步一步把塞林格逼离纽约，逼离人群，最终躲在康涅狄格河边的小镇，过完完全全的遁世者日子——当然，塞林格的隐遁不单单只因声名问题，他还有一己更深沉的思维理由。
塞林格参与过二次大战，上过欧陆战场，《麦田捕手》写于他除役的战后，是一则现代的、缩水的奥德赛返乡故事——小说主人翁荷顿，是个十七岁的、六尺二寸半高的狼狈男孩，他在宾州阿格斯东的潘赛预科学校“挨了大斧头”遭退学，赶圣诞节前夕离校回纽约的家，但终究一定得回去的家有什么好回的呢？那里，等着他的是父母必然的勃然大怒和惩罚，便只有一个美丽、聪明、“每次都让我笑个半死”、像个闪闪光点般的佩涅罗珀召唤他——这个佩涅罗珀当然不会是荷顿“白天织/夜间拆”的贞洁妻子，而是他才念小学的小妹妹菲碧，这个世界惟一让荷顿讲起来会眉飞色舞的人。
于是，在宾州到纽约的不远距离中，时间遂被延迟了下来，这趟又像回家又像流浪的迷航之旅便呈拉链形态展开了，是一趟持续挨打、受挫、脱开所有人正常生活律动的必要寂寞之旅——他遇好人也遇歹人，有好心的贫穷修女，勒索的妓女和皮条客，满心疼爱但不知道自己儿子是大混蛋(“那个家伙真他妈的敏感得像个抽水马桶”)的同学母亲，傻乎乎才到纽约大城来的西岸乡下女孩，关心他但似有染指他意图的同性恋男老师，已结交常春藤联盟大学新男友的昔日女朋友等等。荷顿以善意的乖张行为和谎言回应这些不可能驻留的偶尔好人，若有所失；用屈服和鼻青眼肿来对付歹人，掸掸衣服，擦干鼻血，反正当懦夫又不用被枪毙。
荷顿的懦怯一半是真的，另一半则来自他和眼前世界一种游魂般的关系。他的心思总逸脱开来，迷蒙起来，无所依归地暂驻于一些幼稚但“诗意”的念头上，像他记挂着纽约中央公园池塘结冰后水鸭子何去何从，像他抓狂也似的悲愤那个“下棋时总胆小把王棋留最后一排不敢动用”的女孩被室友拐上车后座而不量力找来好一顿揍，像他在菲碧所念的小学厕所墙上来不及地擦拭无处不有的脏字，“就算你用一百万年的时间来弄，你也休想擦掉全世界这种句子的一半，简直不可能”……
纵使世间全部的眼泪，也洗不去任一行——这是昔时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说的。
罗登巴尔口中那些读《麦田捕手》从而生命因此改道的整整一代人，稍大之后大致便是六年代蔚为一阵风似的背囊旅行者，他们求情铁石，用礼野人，在栖栖路途之中遇好事也遇歹事，教密西西比州的黑人投票争权利，进各地贫民窟和绝望的人们站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四处吟诗唱歌吸毒并大声抗议，力竭倒在黑暗街角和公路旁的荒凉廉价旅店，甚至还走出美国到所谓的第三世界，在异国异乡如花绽放死去或埋名终老于斯——
“诗意”，是我借用法国雷蒙·阿隆的用词，原来阿隆的稍完整句子是：“他们是在尊重所有人的崇高行动之名下，重新寻找诗意。”
《麦田捕手》小说中，荷顿大病一场回到家中，他最末尾讲的是：我好像有点想念每一个我所谈过的人，甚至就像史屈德勒特和艾克利，我不过是举个例罢了，我想我甚至也想念毛里斯那个混球了(按：艾克利和毛里斯都是扁过荷顿的人)。那真有意思，不要告诉任何人任何事情，如果你那么做的话，你就开始想念每一个人了。
阿隆所说当然是他们法国一九六八年同时期的抗争年轻一辈，但道理大致一样，那是完整的、磐石般牢靠的大信念瓦解之后(法国是马克思主义，美国这个缺乏左翼的国家则是二战后宗教和社会原有价值的崩盘)，年轻一代人像丧失目标的鱼雷般，得重新在冰冷广漠的大海中寻求新的目标。然而，替代性的大意识形态已没有了，回返乏味无聊的现实秩序和生活例行业务又是不可能的，这于是如阿隆说的泼散成一连串的同情意识，像解放妇女、儿童、黑人，乃至于整体性的人权行动，以及仁民而爱物地旁及到环保运动之上。
替代的必须是有道德意涵的目标，然而，这些的确亦有着道德意涵的新目标仍不免遗憾，它们终究是个别的而非普遍的，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是耗时的但非永恒的，这里便一直存在着一个失落，一个在心甘情愿和若有所失两种并存的心绪间的断裂，一个完整或直接说就是完美世界的终极渴望和永远遗落。
合当道歉的我们这一代
讯息如歌，因风传递需要时间，亦会衰竭以及变异，《麦田捕手》及其相关这一代的讯息，穿越过辽阔的太平洋，抵达我们耳中，大致已整整晚了一个十年期一个decade以上了，于是成为我们这一辈如今年过四十岁之人挣扎成长和启蒙里一个奇异、但因此也印象深刻的断续杂音，一个小而诱人的窗口。
在彼时封闭冷凝的岛国空气中，除了借助留学，我们能够背起行囊真的出走的人不多，但我们也多少因此有点不同，有点怅然若失，比三十年次那种贫穷兼封闭到难有想像力的一代复杂而难以管理，但也不及五十年次往后的下一代那么明确、那么有效率、那么无牵无绊、理直(当然，更通常理不一定直)气壮。
我们有着荷顿式的要命懦怯和脆弱，以及心不在焉，我们戒除不了对于现实世界心狠角力的价值和意义的怀疑，不容易全力以赴，于是也就不擅长而且看起来容易退却，所谓The Beat Generation，一般译为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然而从现实世界的体现形式来看，直译成荷顿般“挨扁的一代”似乎更加传神——我们说来还真跟荷顿像得无以复加，只语文科一门及格，其他六科全当，适合讲故事写小说(四十年次这一代的台湾小说家真的是台湾小说空前的书写高峰，而且看眼前这般光景，还复可能绝后个好几十年，起码在我们可观测的未来)，但我们拙于在“不诗意”的现实获胜。
历史没有宽容我们这个，似乎还准准抓住我们的痛处撒盐，就像欧陆一八四八年那一代总结于平庸、满街密探的权力掠夺高手拿破仑三世一样，在我们长成理当担负社会责任的壮年时刻，如同我们这一代人之一的陈芳明所指出的，我们也让权力交到这一代人中最平庸、最差的一个人手中——从意义到语义，我们的确都是挨扁的一代。
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陈文茜多次感慨，我们应该跟以后的世代真心道歉，正是我们在理应负责时，让台湾的历史整个逆转，陈文茜还因此在她毅然竞选、仿佛为一代人赎罪的仅有竞选活动中，只选择在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办一次聚会活动，名称叫Sorry，My Child，对不起，下一代，我们留给你们一个很坏的台湾。
你看，我们这一代即使是政治反省都仍是这一世代形式的，在棍棒齐飞如发狂的选举动员空气中，我们仍是诗意的、脱开当下现实的、深沉而天真。
我和朱天心两人都获邀参加，不是荣耀，倒像自首赴刑——写这篇文章此刻，我人坐在兴隆路一家Doutor咖啡馆，离行刑日还两天，我是咖啡馆中最老的一人，放眼每一桌都是年轻我足足十岁以上的男孩女孩，他们吵得我要命，但我还是一直在想，也许我现在就该逐桌逐个跟他们诚挚道歉才是，他们不会去大安公园的，可能连这件事都不知道。
望风追逐，求情于铁石，用礼于野人？
“这一代”，这真是有魔法的、变化莫测的三个字，年轻如这些男孩女孩的时日里，我们很喜欢它，随时会因为这三个字而悸动，有某种从宗教到革命的氛围，让人不孤单不绝望，而且还带着正直的挑衅，一副等我们再大一点你们就会晓得的模样，谁晓得三十年后今天，它毋宁更像个已然定谳的罪名。
“这一代”，我想起很多事，包括一九七三年那一届的北区(台北县市)高中联招，那时我才离开日后民主圣地宜兰不到两年，又从三重逃难般搬到第一殡仪馆附近的民权东路一带(当时往松山机场间仍是稻田菜圃)，我的考场分在我从未到过的北市另一端万华中学。我们极羡慕，正因为羡慕才能一直记到今天，那一年女生的作文题目便是诗意的“这一代”，不像我们男生的作文题目，是蒋经国昭告全民的所谓“发扬团队精神”——这回忆今天像一则寓言。
又过约一年，我认识朱天心并开始可交谈，我才晓得朱天心那年考场就在华江女中，和我的只一墙之隔，是我们不相识的人生中曾经最靠近的一刻。
这个叫“这一代”的作文题目，朱天文、张大春不在这届自不会知道，陈文茜是台中女中绿制服拉黑裙子外头也不会晓得，但我相信和我同年的朱天心和雷倩都该记得才是。
《伺机下手的贼》——说给我们听吧！
这本新的罗登巴尔贼书，很显然是纽约“九一一”大灾变之后写的——我的意思是，你不必去查看作者的写作年表，而且书也没直接处理任何“九一一”相关之事，包括比方说罗登巴尔偶尔路过世贸双星空茫旧址凭吊一番之类的，全都没有，仿若无事，但小说本身，在某个不经意的角落中，还是清楚留下自身的时间注记，微小但一针见血的铁石般时间注记，如果我们读者身份之中也包含了某些侦探推理的必要成分的话，我们会看到它。
算来也有整整十年了，有本书在台湾还卖挺好的，书名叫《垃圾之歌》，我记得书中有趣的一段，那就是里头所谓“垃圾考古学”的问题。我们晓得，垃圾是人生活中一切实物的残余，它于是包藏了丰饶的线索，而且在我们如今这么一个过度包装、大量浪费、几乎每一种行为都得制造出垃圾的天谴时代中，垃圾更无远弗届地扩展至我们食衣住行育乐的每一件事。此外，对某些生性多疑的人来说，垃圾的制造和抛弃又是不经意、不带任何刻意掩饰必要的自然行为，因此，通过一些并不艰深的考察、比对和推理，垃圾可问出太多事情来，可供我们重建特定的某个人、某个家庭、某个社区社群甚至某个社会的行为、习惯、癖好乃至于整体样貌来。套用个习惯性的句法来讲，叫“垃圾会说话”，事实上，冷血一点来说，人的尸体也是人生命的无用残余之物，尸体会说话，本来就是垃圾会说话中的一种而已不是吗？
好，然后我们得问了，是何时的垃圾。时间的确认是考古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于此，人们早有各种精微的方法，比方说碳同位元素的测定云云，但垃圾考古学有点不同，基本上它的时间范畴和刻度没那么大，追踪才不过一二十年的垃圾，很显然无法方便套用考古学里那些动不动数十万年、数百万年的现成方法，它得自己找出自身的时间侦测方式，但这些不困难，事实上，它有太多方法根本一翻两瞪眼，完全无须动用到复杂的科学分析仪器云云，也不必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
《垃圾之歌》书里讲，在美国，垃圾考古学的时间确认问题，很简单地仰赖垃圾中一样处处可见而且极不容易腐蚀消失的小东西，那就是可口可乐的易拉罐拉环。近半世纪时间，可口可乐那种分离式的、水滴形状的拉环，每隔一段时日就来一次微小但清清楚楚的改变，而且每一回改变都有明确的时间记录可查，因此，每一批考察的垃圾都像体贴地同时标示了时间一般，想都不用想。
非常非常有趣的时间脚印，就留在人们始料未及却又合情合理的地方。
这本新的贼书，时间一样状似不经意地留下了它的匆匆行踪，在哪里呢？在酒吧里，就在罗登巴尔和芭芭拉闲扯中，两人话锋偶尔扫到了炸薯条的名称，从沿用不疑的French fry到如今荒唐可笑的Freedom fry——我们晓得，这个无辜薯条的名称改异，是“九一一”后因为法国不愿和美英那两个总是拼错字、智商大有问题的领袖同步，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连续发动侵略并抢夺石油战争，从而激怒了某些疯狂但一样笨、又非吃薯条不可的美国人而来的。我相信，此一薯条必将名垂青史，它不仅记录了时间，还一并记录了人的又一次集体愚昧、神经病和不义，而且，还又一次生动地确认了那一句已成俗话的历史名言，果然多少罪恶又假自由之名而行，永远不是最后一次。
当然，今天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已改采非分离式的拉环了，小心翼翼以免割伤口渴心急的人，那些挖垃圾研究的人得另辟蹊径了，但放心，我以为一样不难的，时间是个邋遢鬼，它滴滴答答地老是留下太多行踪了，如推理小说说的，“留下足足一英里长的尾巴”。
盗亦有美学问题
The Burglar on the Prowl，搜寻的贼，回游如露出鲨鱼背鳍的贼，业已锁定猎物蓄势待发但状似悠闲无事还吹着口哨的贼，这其实一直是罗登巴尔式宛如精湛技艺工匠之贼的标准作业程序之一，更是罗登巴尔式的闯空门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夜晚的街道上，一个和你我看不出两样的踽踽而行罗登巴尔。但他有自己独特的心事，独特的目标，拥有独特而且无与伦比的技艺本事，如同他口袋里藏放的开锁工具。
认真的贼最美丽，猫一样的美丽。
过去，台湾有这么两句自怨自艾的老俗谚：“做贼一更，捉贼一暝。”这纯粹是防贼这一侧的一厢情愿观点，一种急怒攻心的偏颇情绪之言，不仅当然不是事实，而且完全无意也无能欣赏做贼之美。这使我想起一个有关毕加索的老笑话，据说在某次宴会场上，有个白目的贵妇人认出了毕加索，拿了桌上的餐纸要毕加索为她随意画两笔留念，事后，该妇人问毕加索应该付他多少钱。“一百万美元。”“可是你只花了三秒钟啊！”“不，太太，我整整花了七十年。”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演讲中也讲了类似的故事，有关庄子为某个君王画一只螃蟹的故事：“有一次，国王请他画一只螃蟹。庄子说他需要五年时间、一幢乡间房子和十二个仆人。五年过后，他还未动笔。他说：‘我还需要五年。’国王应允了。十年的期限将满时，庄子拿起画笔，一挥而就，画了一只螃蟹，前所未见，最完美的一只螃蟹。”
说到庄子，这里就让我们顺势来回忆一下《庄子》一书中那段有关贼的著名辩护发言，好一次彻底清洗掉我们对贼之技艺的无视和误解。这段话记在外篇的《胠箧》里头，说话的人是古代中国的盗贼广告牌象征人物盗跖，回答他小贼徒弟有关“盗亦有道乎”的询问，是师徒制的第一课授课内容：“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我们今天习焉不察挂嘴上的所谓盗亦有道老成语，其出处及其内容便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