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宝小说>都市异能>八百万零一种死法>第13章

  好,这段旧俄文学的公案告诉了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小说(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创作形式)并不总和原写作者一开始的意图相符,依托尔斯泰的讲法是,“像巴兰所经历到的这种事,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也常会遇到:诗人受了巴勒(摩押国王)所应许礼物的诱惑,或受了希望的诱惑,或是受了含糊不清先入为主想法的迷惑,遂看不见天使正挡在他的路上(然而驴子却看到了),他原是打算要诅咒的,可是,你看,最后他却祝福起来了。”——当然,托尔斯泰是把这不相符拉到极致,成为两者背反,事情通常并不会这么戏剧性,著名符号学者兼小说家的翁贝托·艾柯的分辨方式比较心平气和,他试图分出所谓的“作者意图”和“本文意图”两者,明白揭示了这两者并不完全重叠。

  这和我们所指出布洛克小说的错误与矛盾有什么关联呢?

  这我们得回到布洛克写斯卡德小说的原始意图来。据布洛克亲口所说,斯卡德系列的原点,在于他想写一个酗酒退职警员的探案,然而独木不成林,你得再给他造型和配备,于是,就像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从一个手势逐步加上血肉创造出阿涅丝这个美丽女子一般,斯卡德住进了纽约一家小旅馆,不领私探执照,也一开始就有一个妓女女友等等。说真的,这个初步的造型和配备都是有意思的点子,但仍在类型小说的气味之中,尤其是“退职警察加妓女”的组合,丢在大纽约犯罪城市中相濡以沫的配套设计,非常具类型小说的想像力和发展性,一个有经验的写作者会清楚知道,事情已经可以开动了,你已找到了一处够高的雪坡,并顺利滚出第一颗石子——

  接下来便是我作为读者的猜测了:这个斯卡德雪球开始顺利滚动,而且不断黏附上新雪愈变愈大,斯卡德累积了更多的记忆,认识更多的人,有了更多更清楚的性格、主张和感受,五年之后,他终于在追索冰锥杀手(《黑暗之刺》)的过程中,“不当”结识了同为酗酒所苦的女雕刻家珍·肯恩,而且听任珍·肯恩领头跑去匿名戒酒协会。布洛克的“作者意图”到此出现了明白而立即的麻烦,他一定隐约察觉出自己快变成先知巴兰了,所以他选择反击:在《黑暗之刺》的结尾,斯卡德探头看了聚会中的戒酒之人,带着几分嘲意地说声:“祝好运,女士。”决定再找一家酒馆,再喝一杯波本去——

  但这最后的一击证明也是完全无力的一击,扮演拦路天使的珍·肯恩并没认输,在接下来的《八百万种死法》中,珍成功地把斯卡德“诱”入戒酒协会,而且逐步解除他的自嘲和沉默抗拒,最后才会出现斯卡德自承酒鬼的崩溃举动。

  作为作者的布洛克说,他觉得这个系列到此该告一段落了——然而,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知道,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原作者的意图和设计到此完结,往下,小说生出了翅膀,要自己飞了。

  不完整的上帝

  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八百万种死法》是个分水岭,从此开始,小说的厚度陡然增厚了一两百页,这绝不是偶然或巧合,我以为是个清楚的征象。布洛克自己也不安地察觉了这个变化,作为一个不得不顾虑读者反应的类型小说家,他自言对买书人是否乐于承受一个前酒鬼私探动辄喃喃自语三四百页甚为疑虑,但他决意把自己作为成功类型小说家的信用押下去,押在这组往后已不怎么像类型小说的“斯卡德重生探案”之上。

  好,我们已多少理解了,“作者意图”并不必然等于“文本意图”,但这样的分离好吗?难道一个作者不能铁腕镇压他笔下这些蠢蠢欲动的角色吗?

  当然可以,一个小说家关起门来,爱怎么宰杀他笔下的人都不会被告谋杀凌虐,但这样好吗?我以为写作者的天职在于把作品写得更好,而不是展示权力。

  有很多人讲过,一个小说家之于他笔下的生灵,其意等于上帝。这当然不是真的。最大的差别,我个人以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包括对未来,但小说家眼前的景观却不是透明的,小说世界中所谓的“创造”,也不像《圣经·创世记》中上帝的创造方式,那种要有光就有光的方式是超越时间的,小说世界的创造是包含着时间的一段过程,时间意味着变化,因此,如果我们勉强要将小说家的创造因式分解的话,它可能包括了:设定、摸索、思考、反省、调整、决心等等。

  人,对自身的创造物从来不是全知全能的,而且通常无法控制,我个人以为这应该已是常识了,不信的人可想想人类所创造出的核武器、货币、国家社会暨家庭结构云云,玛丽·雪莱所写的《科学怪人》一书早就告知我们这一点了。

  松紧之际

  多年来,我一直记得一部古老电影中的一段道白,电影名字叫《美人如玉剑如虹》,影片中,剑术师傅对学剑报仇的史都华·葛兰杰上的第一课是,“剑,像一只小鸟,握得太松,它就飞走了;握得太紧,它就窒息了。”

  我猜,如果有人想学写小说报仇,小说师傅也应该在第一课跟他讲类似的话。

  我们常听也常说,要把小说中的人写“活”。“活”的最简单解释是什么?是他有自身的目的,有自身的意志,对周遭的环境事物,他有属于自身的反应、感受和主张。完全受操纵的人物,我们不会说他活,我们会说他是“傀儡”,这是活的反义词。

  从这一点,我便清楚看出小说家这个行业的两难宿命,要嘛你得损失一部分宰制一切的权力和面子,要嘛你就得到一部死板板的小说,这是鱼和熊掌。

  然而,换个心情来说,就连《圣经·创世记》中的上帝,也容许他依自己形象所造的亚当夏娃被引诱、犯罪、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个写小说的人懂得在何时松手,松什么样程度的手,并不一定丢脸,这也可以是乐事——我曾听过朱天心谈她的创作经验,她说,写小说最快乐的时光,是你开始察觉自己笔下的人物眉目逐渐清晰起来,他开始会想会反应,这时,你固然发现自己某些精心准备的安排设计用不上了,有点懊恼,但这也是想像力开始放开四蹄奔驰、却又准确无比的时刻,用孔老夫子的话来说是为“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相信布洛克在写《八百万种死法》前后,一定有类似的享受之感。

  别打电话到纽约

  既然如此,小说家要不要干脆趁早认输,早早松手,完全让小说自身带着你走呢?

  这是另一个大问题了,也有很多写小说、评论小说、研究小说的人做此主张,尤其是在近一二十年这个后现代、后工业、后结构等等一箩筐冠个“后”字标签的时代,这里,我们能说的只是,我们是看到不少勇气十足的实验创新之作,但还没能看到什么像样够水准的成功例子。

  我以为,一种稀释的、柔软的、可商量的意志,并不等同于没有意志,放马奔腾,但大致规制方向的缰绳仍握在骑师手中,小说家何时松手和怎么松手,这里可能找不出先验好用的指导通则,而是一种松紧之际的张力和艺术。从布洛克的笔下,我们看到,原先被设定为第一女主角的伊莲·马岱在十多年后的《到坟场的车票》一书,总算又被布洛克安排重现江湖,尽管我相信她已不再是一开始那个甜蜜没意见的应召女郎伊莲了,她和斯卡德覆水重收的新关系也时时跌宕起伏面临重重考验,而且前有双手是劲的雕刻家珍·肯恩,后有(《恶魔预知死亡》)寂寞小女人莉萨,我们知道布洛克也许希望斯卡德和伊莲会一直相处下去,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相处,以及相处的明天究竟会是如何。

  好奇的人要不要打电话到纽约,直接去问布洛克本人呢?我猜,他可能会引述两句某重要小说家的话作为回答:“在我还没写之前,我怎么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呢?”


《向邪恶追索》——鉴赏布洛克

  卡西尔(Ernst Cassier)一直是我个人相当尊敬的一名学者,他过世于一九四五年的美国,但他一九四一年才从瑞典出来,这意思是,和其他不少位欧陆出身的了不起心灵一样,幸与不幸都在于他们没办法一辈子和平安稳地做学问,而是得浸泡在近代史里最动荡也最令人迷惘的剧烈变动暨杀戮时代,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包括极左阵营和极右法西斯的可怖人类实验——人类历史来到那一代,忽然集体疯掉了。

  这样经历之下的学问若还能做得好,通常是最动人的。卡西尔不能算是爆炸力十足的学者,他的动人之处,我个人以为是沉稳、诚实、视野辽阔,但极审慎地把人当人看,是很好的知识分子。

  说起“知识分子”这个词,在近些年来的台湾总令人百味杂陈,我记得朱天文曾引述过她电影同业吴念真的说法,“哼,知识分子?!”这种问号加惊叹号的命名方式,当然有难以言喻的轻蔑成分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为台湾这些东倒西歪、某种程度来说被问号加惊叹号也并不过分的知识分子辩护,但我仍愿意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或这份志业辩护。借用以赛亚·伯林的典型说法是,我相信,当这个词变成纯粹的脏名词时,我们的损失远比想像的要巨大得多,无可弥补得多。

  我个人真正最担心的是,在如此轻蔑而且轻松的指责底下,往往说话的人有意地隐藏着或无意地滋生着一种退却、软弱和愉悦的偷懒。“知识”永远有着艰难、孤单、不易为世人所知所接受的这一面本质,而且很多时候在我们现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之中并不受到鼓励,因此,它之于个人常常并不合理,毋宁更接近某种信念。但我们得依靠它来抵抗庞大的世俗权势,以及更庞大的,世俗里永远流窜的那些刻板的、虚假的、懒怠的、存在即真理式的“意见”,当它缺席时,我们便不得不被某种无知无识的民粹所统治。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讲,当知识分子并不好时,我们不是去打倒他或取消他,而是用好的知识分子来解决。

  什么是好的知识分子?其实非常多,像说出“只有少数人依然有足够能力抗拒、打击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而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属于这群人”,并认真奉行不懈的米尔斯;或像“道德自由不是事实,而是假设,不是天赋,而是工作,是人给自己的一项最艰巨的工作,它是一项要求,一个道德命令”的哲学家康德——非常多,只怕我们不去找寻,不会有寻而不获这种事。

  卡西尔当然也是名单中的一个。

  这里我们好像把话讲远了,也讲激动了,我们其实只是想引用卡西尔的一段话,这是出自于他《国家的神话》一书之中,卡西尔在回溯历史,检查几千年来国家神话的形成及演变之后,说:“摧毁政治神话,非哲学所能胜任。在某种意义下,神话是无法破坏的,理性的议论无法穿透它,三段论无法驳斥它,但是哲学为我们做了另外的重要工作:它使我们了解我们的对手。”

  我以为这样的结论并不黯然,只是对事实一种坚毅的认知。议论帮助我们思索、说服和揭示,但理性有时而穷,最终一步的“证明”它往往无能为力,它让可以信的人丰盈,却不能让不信的人相信——这不仅仅是面对政治神话而已。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了,马修·斯卡德先生。

  的确是相当一段时日了,距离上一部的《谋杀与创造之时》已整整超过了半年,对为数尽管不够多但心志极其坚定的斯卡德迷而言,这真是有些难受。我所知道的是,在这期间出版社本身接到过相当一些礼貌程度不一、用词强弱不一的各色询问,其中最坦白无隐的一份此刻就放我手边,这是五月七日下午五时四十分传输进来的一纸传真,用纸是TVBS,署名“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局面的愤怒读者”,此处一字不易来函照登于此:“为什么完全停摆了?近半年以上?非常令人不平衡……”

  很奇怪的,有时人家对你破口大骂,反而有某种天涯若比邻的温暖之感。

  为了稍事补偿,这里我们超前一步,先引述一段下一部、也是截至目前为止最新一部斯卡德探案《每个人都死了》书中一小段文字,是命案后斯卡德瞪视着死去的被害人所看到所想到的:他向前趴倒,没事的那半边脸直接压着桌上摊开的杂志,血顺流他的脸颊而下,最终在杂志上汪了一小滩,但不是太多,通常,人真死了,血也就很快跟着停了,因此,早在杀手夺门而出之前他就死了,甚至更早在那把小枪掉落在地上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