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折射过程之中，笑话找到了它更丰饶的滋生土地，同时它也发现自己从博君一粲的表演转换成某种攻击的武器。
什么样的丰饶大地呢？一般而言，笑话的主要养分来源不出于愚昧、虚伪和过度的神圣，而这些恰恰好也是不义世界的最基本特质。这解释了，何以所谓的“铁幕笑话”总是质精且量多，数十年来供应源源不断；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和宗教总孕育了最多好笑话，古今中外皆然，笑话中最常出现的角色一直是官员和僧侣。
不信的人，可拨个电话去问问画漫画的著名影像政论家CoCo。
那，笑话成了攻击什么的武器呢？当然就是那些它嘲笑不遗余力的愚昧、虚伪和神圣。在攻击这些不义元素的众多武器之中，笑话一直不失为较优雅较有教养的一种，活跃于孤注一掷的暴力革命之前和绝望放弃的虚无之前——以暴力打倒不义的革命分子通常没心思也没足够聪明说笑话，至于放弃争斗的虚无主义者则早就连讲笑话的心情都没了。
讲笑话的人，一般稍带贬义地称之为“犬儒”。
我个人比较不能同意“犬儒”这个称谓中所携带的负面意思，我同情说笑话的人。毕竟，犬儒笑话中的阵阵酸气，很大一部分系来自于对抗整个不义世界的必然疲惫和辛酸，菲利普·马洛正是如此。
我喜欢的说法出自房龙之口，这位写《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宽容》的聪明、温厚、有教养的史家，在叙述人类数千年历史的同时，他说的是：“嘲讽和怜悯是我们生命中的两个好顾问，前者以它的微笑令生命更欣然，后者以它的眼泪赋生命以神圣。”“如果我们不懂得嘲笑，我们甚至会懦怯到去恨那些人。”
神不对还是拜神不对
作为一种武器，或说作为一种药物(您不觉得这两者常常是同一种东西吗？)，笑话最有效的对象或说病症是什么？
以我们前面所列举的愚昧、虚伪和神圣三者来排名，依序是神圣、虚伪，然后才是愚昧。
以笑话来医治神圣热病是最有用的，这个主张，在我个人所读过的有限书籍中，讲得最好最透彻入理的，极可能是聪明诡谲也爱讲笑话的著名符号学者兼小说家翁贝托·艾柯，他在他那部仿推理的中世纪修道院谋杀小说《玫瑰的名字》中，把一部亚里士多德有关喜剧论述的著作，安排为一连串修道院谋杀的原因。理由是，过度虔诚的老僧侣认定，维护神圣纯净的基督信仰，最可怕的敌人是“笑”，而不是任何激烈的反基督另类崇拜——因为，任何反基督信仰，只是基督信仰之光所存在的阴影，它仍在信仰范畴之中，仍保有神圣的元质，仍在信，只是“暂时”膜拜的对象不同罢了；相反的，老僧侣说，如果说“信仰基督让我觉得好笑”，那所有的神圣意味便当场解体，让人直接走到非信仰的另一条路上去了。
在这里，笑话和人类的理性接上了头，扮演着最有效的除魅功能。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历史上的革命者，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总如此鄙夷甚至痛恨笑话，不惜把笑话说成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苍白呓语小丑行径，是布尔乔亚的麻醉剂，只会瘫痪革命的觉醒和行动。他们的痛恶和老僧侣的不惜杀人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者有他们更神圣的神要膜拜，不义，对他们而言，只是拜的神不对，而不是拜神的行为不好，他们一直是历史上最像艾柯笔下老僧侣的一种人，怕笑话的摧毁力量把人引导到不信任何神祇的另一道路上。
历史上的聪明人之中，我一直以为最没幽默感的人，极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永恒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外表严谨不苟言笑的康德和弗洛伊德，我们都不难发现他们极力掩藏之下的某种狡狯和欣喜，马克思则从头到尾像一只蹲在树枝上睁大眼睛的猫头鹰。
笑话有时而穷
到此，可能有人察觉了，所谓的不义，难道就只有愚昧、虚伪和神圣三者吗？您是对的，当然不止这些，至少还有残酷、狡诈和有组织有持续性的暴力等等。
这当然是笑话作为一种武器的悲哀所在，美国以讲笑话著名的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当然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便说过这么一句苍凉的话：“笑话凉了，但不幸炮筒仍是热的。”
想想，如果你面对的是斯大林这样一个既没有足够聪明听懂笑话，又没幽默感可容忍笑话，更无心思理会笑话的残酷粗鄙人物，你能讲得出什么好笑嘲讽的话来？或者说，你面对一整排无生命、没感觉、制造出来除了杀人没任何其他功能的枪支大炮，你能像宗教的圣者为石头鸟兽说法一样，跟他们也讲个笑话吗？
再聪明的说笑者，至此都显得再愚蠢不过了。
当然，从钱德勒的马洛以降，这些满口讥诮之言的冷硬私探所面对的美国社会并非这般光景，他们所感受的不义并不存在斯大林这样的屠夫人物，而是逐步证实了一些了不起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预言和诊断，比方说韦伯，不义是起自于科层化的窒息组织结构；或比方说弗洛姆，不义是非人的、匿名的云云。
吊诡的是，一种不是自然人的所谓组织、结构、法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彻底的斯大林，它不存在任何感受、同情和理解，它自然也更不是嘲讽所能穿透抵达的对象。
于是，五十年来的冷硬派作家遂如同逐步丧失目标的弓箭手一般——不义的不再只是某个警察、某个律师检察官法官、某个政客或上流社会的虚假慈善家、某个帮派组织的幕后头子，而是躲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那个匿名结构。嘲讽这些受操控支配的棋子人物，既无意义，也胜之不武，不觉得有什么光荣可言。
所以，我们在距离马洛小说半世纪之久的斯卡德小说中极容易发现，书中的“坏人”少了，过往习惯扮演歹角的警察、律师、法官、政客或帮派头子这些人物，也逐渐褪去他们的象征性角色，回复成有血有肉、会正常做坏事、但也会正常同情的普通人。警察有他的无奈，毒虫有他的悲哀，政客有他的懦怯，帮派头子有他的弱点和无力，而追索凶手的固执侦探，也从对抗不义的马洛骑士老化成时时忍着不语的斯卡德局外人。
五十年来时路
这辈子他惟一能得到安宁的时刻，就是把海洛因注射到静脉里的时刻。海洛因除了能够让你突然酣之外，最美的事就是它的感觉跟死亡一模一样，当然，那只是暂时的，所以才会那么棒。
这段话，是《行过死荫之地》书中用来讲库里尔老大的，这是个腓尼基裔的毒虫，他喜欢水、喜欢桥，希望自己死后水葬，书中他开车载斯卡德过桥那段谈话，是全书最感伤的一段。
我们今天回头再看冷硬私探小说五十年的来时路，只觉得笑话凉了、老了、远去了，像布鲁克林桥上的夕晖晚景。
《恶魔预知死亡》——不自由·毋宁逃
名导演赫尔佐格拍吸血鬼Dracula是在荷兰一个名为代尔夫特的小城，我去过那里，和纽约不同。是一个典型的荷兰式干净美好小城——据荷兰人告诉我，他们收拾家务的标准是：屋外的人可从屋前落地窗视野无碍地直接穿透过屋后的落地窗——然而，你坐在代尔夫特暖暖的遮阳篷底下喝咖啡，看着日光底下无新事的明亮街景和活动的人们，你仍会想到电影中受伤的卓久勒伯爵幻化成蝙蝠，跌跌撞撞飞入永恒黑夜之中的悲凉画面。
你很清楚他还是不会死，因为这样才更悲伤。
卓久勒伯爵(我不喜欢近年来台湾把Dracula改译成德古拉，怎么看都像个嗜吃巧克力糖的贵族胖子)，据说他是背叛了神，遂遭到永远不死的诅咒——永生原来是诅咒吗？
非常可能是。尤其如果我们年纪稍大些，且因此经历过较多次的死亡的话，我们极可能发现，死亡的威吓主要来自于恐惧，某种走入黑暗甬道的未知恐惧，而倒不是代表痛苦本身；相反的，在某种特别的情境之下，痛苦往往不是因为死亡，而是“不能死”——福柯在他《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谈酷刑，指出酷刑其实是一种“延迟死亡”的精密技术，刽子手以丰富的经验和精确的计算，巧妙避开死亡以求犯人痛苦极大化的艺术。
当然，优雅有气度的卓久勒一般而言只存在影片、书本和幻想之中，而酷刑，正如福柯指出的，已退缩到历史的阴暗角落里。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狭窄的字面意义，换个角度来问：是不是有什么我们真心喜欢，或甚至于，我们真心爱恋的事物，注定会不等我们先一步离去？如果我们预先晓得了这个必然性，我们还愿意、还敢、还能去喜欢去爱吗？
如此，我们便把这麻烦拉回到举目所及的日常经验之中去了，发现我们虽然活于二十世纪末除魅殆尽的时代，身为生也有涯的人类，但往往仍不能免于类似卓久勒伯爵的悲伤处境。举个稍微不伦不类的例子好了：就我个人所知，很多人之所以不愿养狗养猫养宠物，便基于如此的理由，相对于人类，它们的自然寿命短多了，我们得扮演那个一一送走它们的卓久勒伯爵。
这一次布洛克的《恶魔预知死亡》，其实是马修·斯卡德先生(对我们读者来说，他也等于是个不死之人)的爱情故事，从艾略特的名诗《荒原》开始，此诗的第一节题为“死人的殡葬”：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迸生长
紫丁香，从死沉沉的地土，杂混着
记忆和欲望，鼓动着
呆钝的根须，以春天的雨。
驻市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