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想到另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小说《输家全拿》(Loser Takes All，或译《赌城缘遇》)中一个有趣的发想：书中的主人翁流落到赌城，偶尔从一个老头手中得到一个必然赢钱的赌法，但这个最后必然大赢的赌法非常诡异磨人，它必须先挨过一定阶段的输钱，只能输不能赢，而且明知是输亦一步也不能省——我记得写小说也是格林迷的朱天心引用过这个例子，据说她在新小说能顺利开笔之前，总要经过同样短则数日长则数星期的枯坐思索(在小说题材业已锁定的状况下)，明知一无所获仍得每天带着书、草稿本和笔到写作的咖啡馆报到，她的口头禅便是：“去输钱。”
这两个有趣小说家的有趣例子，其中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解决困境的阶段性不均匀，它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式的每投一分心力就有一分进展，相反的，在过程中你像整个人浸泡在仿佛无际无垠的困境之中，除了困惑和徒劳之外什么也没有，然后忽然有一天墙开始动了，赌钱的轮盘开始跳出你押的数字来。
两个例子的不同点在于，格林让我们看到辛苦长路末端的光明终点，你挨够了输钱便能瞬间大赢，布洛克则不给我们任何确切的答案，你推的极可能就是一堵根本不会动的墙。
被丢弃的困境
困境这种过程的绝对不均匀和结果的高度不确定，使它很难被管理，被做成有效的评估和有步骤的计划，换句话说，极容易和我们的“合理化”要求相抵触。
美国已故星座名家古德曼老太太在谈射手座的高远之志时曾说：“……瞄准天上没人看得到——或说稍有理性的人都不当它存在——的目标。”事事讲求合理的人，不会明知山有虎却一定要走这条路，他会绕道；不会像昔日的梵高一样把自己给曝晒在法国南方的烈日和贫穷之中，疯子一般画下自己眼中心中的图像，他会放弃；也不会花三年五年时间去辛苦经营一部卖不了两个钱或甚至连出版都不能的长篇小说，他会转业或干脆到意识形态广告公司去谋职赚容易的钱……
所以说，困境之难，还不在于难以承受和克服，而是它总是“聪明”地被忽视被弃置，“策略性”、“技术性”地被绕过。
当然，对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懂得如此避开应该算好事。生活够艰难的了，每个社会也都备有相当的机制，包括宗教、心理咨询、自由经济市场等等，直接间接引领我们躲开这种泥淖困境，好让人生活得开心一些，然而，如若整个社会所有人都这么聪明，那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或很遗憾了，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变懒，失去思省的厚度和深度，拓展不开心灵的边界和视野，亦容易丧失应有的想像力。
因此，我们遂不得不对某些个聪明才智之士，尤其是从事某种“拓展思维和心灵疆界”志业的人，有着较严厉点的期盼，希望他们矢志不回，不躲不避。
向自讨苦吃的人致敬
如果还能更严厉一点，我们不光希望他们不闪躲，而且更主动一些哪里有困难往哪里去——台湾的名导演侯孝贤在一次谈拍片经验时，曾说过“给自己出状况”，意思是，他往往会在拍片进行到顺利如流水的时刻，提醒自己缓下来、停下来，甚至主动丢几个障碍给自己，尝试一些较困难的角度和手法，他的创作经验告诉他，太滑太没阻力的进行往往会让作品变得单调而薄，等剪片时会发现宛如单行道一般再没其他的可能和弹性了。
要人家如此自讨苦吃，我们在这里似乎便有责任做些必要而乏味的提醒了——在创作所关注的人文思维领域之中，就像布洛克所一问再问的正义问题、生死问题、人的种种处境问题，往往并不伴随一个妥善的终极答复，它既不像格林的方子所应允的必然赢钱结果，倒也不尽如布洛克之墙那般悲壮得动也不动，毋宁，它更像个古老无趣的比方：地平线。你可能察觉自己的推动工作有所进展，但吊诡的是，你和终极答案的距离关系似乎一无变化，这是数学最基本的无限概念。
所以说，“只重过程不问结果”是不是？不，当然不是这么虚矫甜美的氛围，相反的，你必须去问结果，想尽办法去逼近结果，即使面对的是不可逾越的坚城，而你手中所有的，不过是一匹瘦马、一支生锈的长矛和一具拼拼凑凑的铠甲，你仍得奋力攻打，如此，它的过程才是壮丽的、也充满启示的。
对这样自讨苦吃的人，我们无以为谢，就让我们为他脱帽致敬吧！
《黑暗之刺》——他死的时候，我正在做什么？
十九世纪德国大史学家德洛伊森以为，已经发生的事并不自动成为“历史”，除非它跟我们的“此时此刻”有了某种牵连，生出了某种意义，被我们重新记忆、思索、组织，并认真地理解。
那，已经发生了九年之久的一桩谋杀案呢？芭芭拉·爱丁格原来一直被当成一名冰锥疯子凶手的一长串倒霉受害者之一罢了，然而九年之后，凶手偶然落网，很光棍地坦承一切罪行，独独坚持芭芭拉不是他杀的。因为案发当时他人在牢里。此外，芭芭拉的死法也确实和其他死者有些许出入，很像，但有出入。
于是，已经安心甚至已经停止哀伤的芭芭拉父亲重又“生出意义”，他要找回这段历史，要重问为什么有人残害他这个毕业于韦斯利女子学院(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念的贵族学校)的好女儿，然而，对官僚系统的警方而言，这些只算构成疑义，尚不足以生出大张旗鼓重开调查的意义，于是，案子遂辗转来到我们这位“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自由工作者斯卡德先生手上——再次证明，公营单位只能做例行性的简单工作，困难的，只有民间自己才有机会完成。
斯卡德的警言是：你可能白花钱得不到任何结果；你可能真找到凶手是谁，但证据湮灭再无法有效把案子送上法庭；更可怕的是，“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自己说的——某人为了某个理由杀了她。不知道那个理由，你可能活得快乐一点”。
A Stab in the Dark，黑暗之刺，指的是冰锥杀手的杀人习惯——用冰锥刺穿被害人双眼，因为他害怕自己杀人的最后影像留存在被害人的视网膜，或可被某种科学仪器解读出来；也指的是斯卡德匕首一般重新刺入九年前的黑暗时光隧道和幽黯人心之中。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你看起来像见到鬼，不，我说错了，你看起来好像找鬼一样。”——这是暌隔九年之后，斯卡德重新回到芭芭拉被杀的公寓房间，当前的女房客脱口而出的骇异之语。
当然，我们的谋杀历史学家斯卡德先生完全了解，九年，对一个籍籍无名的谋杀被害者是什么意思，这可不是地质学——九年对地质学而言短得毫无意义，它几乎形成不了任何可察觉的变化，事后它又躲在碳同位素测定的误差之中，毫无法子把它给叫出来——这是现实人生，基本上，它占到我们人寿几何达八分之一的比例，可发生很多事，也可湮灭很多事，您要不要自己现在就试试，先回忆一下，九年前的此时此刻您人在哪里？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再试着猜一下，九年后的此时此刻，您人又可能在哪里？可能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事实上，九年时光，不仅有形的事物变了，甚至就连记忆也不一定可信了——斯卡德对此知之甚详，他的说法是，“回忆是一种合作的动物，很愿意讨好，供应不及时，常常可以就地发明一个，再小心翼翼地去填满空白”。
因此，来路已蓝缕，去处不可知——九年前的谋杀现场，对斯卡德而言，只可能存在着“感受”，不可能有“线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在我个人有限的侦探小说阅读经验之中，斯卡德的办案方式可能是所有可见的神探名探私探妙探中最“没效率”的一个。斯卡德自己常讲，他只是尽可能到处走走看看问问罢了，没特定目标或理由。他心知肚明，百分之九十五走来看来问来的资讯和想法完全没用，真正你破案要的只是剩下那百分之五，然而，你无从得知这有用的百分之五何时出现，说穿了你也根本就不知道究竟是哪个部分的百分之五。
这很像我们说放射性铀原子衰退为铅原子，科学家只晓得一定时间内(如半衰期)一定比例的铀原子会转化成铅原子，但我们永远无法事先确定哪颗变哪颗不变，其间全凭几率，或俗称运气。
然则，那百分之九十五对办案而言，彻底浪费掉的行走、问话和感受，我们能拿它干什么呢？
感谢上帝，有这么多“浪费”，作为一个读者，我得说，这些之于直接破案如敝屣如垃圾的破碎片段，一直是阅读时的真正珍宝，是最好看动人的所在，它们闪闪发光四下散落着，拉开传统侦探小说只盯紧罪案的(略呈)线性狭隘视野，让小说中的世界有了现实的光影反差，也让原本“概念化”的小说棋子式人物，一个个饱满地站了起来。
举个例子好了。斯卡德探案的另一部小说《刀锋之先》，他受托找寻一个来到纽约不久便告失踪的年轻女孩，寻访之中，他脑中一直想的是，“她这么寂寞，能到哪里去呢？”——这是负责翻译此书的林大容小姐跟我讲的，她译到此句时浑身起了生理变化，事后叙述仍动容不已。
或者如《黑暗之刺》这本书中，斯卡德也严重地怀疑凶手是芭芭拉那名拈花惹草的事后再婚丈夫，但他想的不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我也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可能杀人”，而是，“结婚的人经常会互相谋杀，有时候他们需要花上五年十年才做得成这件事”。
这很显然都和效率无关，要看效率，那我们顶好回到古典推理世界，回到那些异于正常人的神探身边去——甚至像福尔摩斯，效率高到只一眼就瞧出来人是海员或会计，有没有到过中国或一度富裕近况潦倒云云。斯卡德没这本事，他只是踽踽徐行于大纽约市的普通人罢了。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这些殉教者对我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他们竟然能找到如此多姿多彩的死亡方式。”这是斯卡德没事躺在他旅馆床上看《圣人传记》一书的感想。
E.M.福斯特说过：“人的生命是从一个他已经忘记的经验开始，并以一个他必须参与却不能了解的经验结束。”因此，我们都只能在这两个黑暗之间走动，而两个有助于我们开启生死之谜的东西——婴儿和尸体，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们传达经验的器官与我们的接收器无法配合。
然而，碰触到死亡的小说无所不在，福斯特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死亡可以简洁整齐地结束一本小说。
如果福斯特的说法可信，那写推理侦探小说达一百五十年的这些作家，显然是一群倒行逆施之人，他们的小说基本上从死亡开始，他们的收入和声名地位也无不从死亡开始。
怎么个开始呢？我个人曾在一篇谈论雷蒙德·钱德勒小说的短文中谈过，古典推理可以说是某种“死亡学”，它关心死亡直接透露的讯息(如伤口、指纹、死亡时间地点云云)，死亡给我们暗示，给我们线索，死亡就是谜题；“美国革命”之后的犯罪小说则或可称之为“死亡生态学”，它转而关心死亡和现实社会各种或隐或彰的联系和牵动，通过死亡的筹划、执行、发生到追索，我们有机会外探社会黑暗，内查人心幽微，在这里，死亡接近一种征象，或甚至就是病征。
斯卡德比较接近后者，但略有不同，我以为，他真正关心的极可能是，死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