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刷新出来的名将，是明朝的俞大猷。
俞大猷是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字志辅，福建晋江人。
他二十岁时，继承父职任百户，开始学习骑射，“剑术天下无敌”。后历任千户、武备、参将、总兵官等职。
1549年，朱纨巡视福建，将俞大猷荐为备倭都指挥。又参与交黎之役，以功进参将。他移师浙东，抗倭于王江泾，并围歼徐海、陈东等匪类，以功加都督佥事。后来任参将。
又镇守南赣，平定广东张铤叛乱。后任福建总兵官，破倭于福建兴化，时称俞家军。
次年任广东总兵官，获海丰抗倭大捷。不久改任福建总兵。
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善用兵，与戚继光齐名，并称“俞龙戚虎”。
万历初夺职，一度复起，后任军都督佥事，乞归。卒于家，谥武襄。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中，抗击倭寇入侵的时间，达十三年之久，著有《正气堂集》、《剑经》。
据说，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祖籍安徽凤阳府霍邱。
始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开国功臣袭泉州卫百户官，至其父俞元赞已历五代。
俞大猷自幼家贫，靠母亲杨氏编发网和亲友资助，寄居清源山水流坑村，勤学不辍。
五岁时即在家乡濠市入塾读书，拜几位当地名士习文。十岁随家迁居泉州城内北隅{其遗址即今泉州侨中｝，与邓城、汤克宽等读书于清源山清源洞。
十五岁进文秀才，与李杜、薛南塘、史文斋、史礼斋等十余人，继续读书于清源山紫泽书院，并习武于清源洞，人称十才子。
清源山至今遗有其练胆石{为练胆量，常登巨石下跳｝，现在泉州清源山虎乳泉畔下，旁边有其自书“君恩山重”四个大字。
其时泉州社会的闽学氛围炽盛，俞大猷先后拜王宣、林福、军事家赵本学等人为师，学习《易经》与兵书，皆得三家之所长。
后又从师精通荆楚长剑的同安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学剑{棍｝术和骑射，达到了“剑术天下第一”的境界，跨马而骑，引弓飞矢，百发百中的境界。
王、林、赵三人，均为当时泉中名师，且是明代前期闽学著名代表人物蔡清之弟子，从蔡清学过《易经》。王宣以《易经》论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林福以《易经》明心性忠孝仁义之奥，赵本学以《易经》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著有《韬钤内外篇》和《孙子注解》。
俞大猷对三师之意，均能默契神会，融会贯通，尤能阐其所未论。
而在师承关系上，俞大猷是名儒蔡清之二传弟子。
正是由于年轻时奠定扎实的儒学理论基础，使俞大猷日后成为明代独树一帜的名将，不仅有杰出军事家的思考领域，而且有杰出政治家的思想远见，故上司谭纶曾称赞他有大将才。
俞大猷的兵法思想，是逐步发展的。
他在会试时，就上论策《安国全军之道》，立功大同镇时又有《兵略对》、《大同镇兵车操法》、《广西选锋兵操法》等。在他的《正气堂集》十六卷中，无卷不言兵，无篇不与兵事有关。
俞大猷曾提出军队现代化的建议，但面对个人力量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且与古老的松散的社会组织不能相容，其计划毫无实现的希望。
俞大猷之所以善于运筹帷幄，把握战机，出奇制胜，可以说正是得力于青年时代对《易经》学有关奇正、虚实、矛盾、变化的辨证思想的深刻理解。
俞大猷认为，作为战争的指挥者，首先应该具备“忍”的策略思想。
他说，“忍”是一个人品德的基础、行为的出发点和成就一生事业的基本条件。
它对于战争决策者而言，“能忍，则不为人所致，机操自我焉者也”；“不能忍，则常为人所动，机操自人焉者也”。所谓“机操”，意即把握战机，掌握战争主动权。
能忍者，就能把握，掌握战争主动权；不能忍者，就会贻误战机，丧失战争主动权。
俞大猷以司马懿和诸葛亮为例，告诫战争的决策者说，“能自安其国”，“自全其军”，且能“危人之国”，“破敌之军”，这都是“能以忍自守，不为人所动之大诫也”。
他平时想到战时，战时想到战后，计定而后战，战则求全胜。
俞大猷生长在华夏国东南沿海泉州，自幼耳闻目睹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暴行。投笔从戎后，直接与倭寇作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计出发，提出加强海防的战略思想。
俞大猷抗倭的海防战略，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战略，加强海防，坚固江防，以长制短。
就是“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的海防战略。
在剿倭的实践中，俞大猷总结出“倭奴长于陆战，其水战则我兵之所长”的论断。
他说：“倭贼骄悍，攻之洋中，我得上策。一被突入，陆路追战，兵无素练之律，贼怀必死之心，胜负之形斯判矣。”
概括说明了在海上与陆上剿倭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中，肯定了海上剿倭是“上策”，主张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歼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
他指出：“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
因为倭寇之来必由海，必须修造海船，招募训练水兵，加强海防力量，在海上倭寇必经的岛屿，以逸待劳，剿灭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