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带你回家。”
一个雷在外面炸响, 把床上的两个人都惊了一下。安德烈转头看向窗外，又被索寻掰着脸转回来，他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话语被亲吻吞咽。索寻坐在他身上，两腿分开, 跪坐在他身体两侧, 鼻尖挨着鼻尖，像暴雨里躲在洞穴中厮磨的两只小兽。索寻的手机又响了, 他一只手伸过去, 看也没看就把电话摁掉了。
安德烈低喘着笑了一声，终于把索寻从他身上分开一点：“什么事情？”
索寻又凑上来：“能有什么事情……”
安德烈微微坐直一点，一只手环过了索寻的腰, 他的吻变得有侵略性起来，逼出了索寻两声模糊的喘。然后电话又进来了。索寻想把手机直接关了，安德烈笑着放开了他：“接吧。”
其实不用接他都知道是影院的人，《鲜花圣母》就两个小时，马上就放完了等着他出来回答观众的问题。他回来拿伞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儿迟了, 没想到这下是完全不准备走了。索寻接起来, 敷衍地听着那头在催。安德烈凑过来, 在他脖子上依恋地流连。他的鼻子很高, 鼻梁顶在颈窝凹陷处的感觉痒痒的, 索寻心猿意马地找借口：“雨太大了，车抛锚了过不来了呀……”
那头还在说什么，安德烈又衔住了索寻的耳垂，小心翼翼地用牙齿咬了两下, 控制着力道, 又没把他咬疼, 又足够直接地传递了欲念的强烈。索寻被他弄得手脚都要软了，心不在焉地又“嗯”了两声，终于把电话挂了，这回索寻直接把手机关机了，扔到一边，扑到安德烈身上来。安德烈装得很正经的样子：“不去没关系吗？”
索寻吻他：“没关系……”
安德烈：“观众会很失望的吧？”
索寻不耐烦地捏住他说个没完的两张嘴皮子：“他们有什么失望的，没看睡着就不错了。”
安德烈摇了摇头，挣脱了索寻把他捏成鸭嘴的手，轻笑了一声：“不至于，我在柏林也看了……”
索寻闻言微微皱眉。《鲜花圣母》在欧洲的主要城市都有上映他是知道的，他意外的是安德烈会去看。他想象中安德烈失踪的这段时间肯定是被人关起来了，过得又惨又狼狈——居然还能出去看电影？能看电影不知道联络他？
“你……”索寻犹豫着。
安德烈的拇指摩挲他的嘴唇：“怎么了？”
“在想先做还是先问你怎么回事。”
安德烈笑了出来，索寻刚才扑到他身上的架势他以为根本没有其他选项。他的衣服早就被脱下来，扔得卧室里到处都是。
“有什么区别？”
“有的。”索寻皮笑肉不笑，“可能听完了就不想做了。”
搞不好还要把这个人从家里轰出去。
安德烈本来还是笑着，但是看到索寻的眼神，他突然察觉到了要在暴雨里流落街头的风险——他回西安的航班可是已经板上钉钉地要错过了。于是他马上收起了嬉皮笑脸，又凑上去把人抱住，脸埋在他颈窝里，喉咙里适时发出了撒娇的哼哼，就差“嘤嘤嘤”起来。
索寻：“……”
这脸变得也太快了，也不知道那个在门口小心翼翼地说“只是顺便看一眼”的人到哪儿去了。
索寻把自己从安德烈怀里拔|出来——这不太容易，堪比从泥地里拔萝卜。安德烈坐在床上，看着索寻跳下床。说得好听一点他是“衣冠不整”，直白一点就是“光着屁股”。他的裤子早在进卧室之前就让安德烈扒下来了。安德烈歪了歪头，看见索寻跑出去，把裤子捡起来穿好，便忍不住笑，但是等索寻故意板着一张脸进来，他又赶紧收敛起来。索寻手里推着他电脑前的工学椅，气势汹汹地以一个审问者的姿态在床边坐了下来——工学椅的轮子往后滑了一点，给他的“气势汹汹”打了点折扣。但是索寻板着脸，硬是绷住了。
“到底怎么回事？”
安德烈被他的严肃感染，伸手去摸自己的衣服，但是索寻断喝了一声：“不许穿！”吓得安德烈手又缩回来了。这下气势足够了，安德烈下意识地含胸缩背，竟然真的有种被审问的感觉。他倒也不是不肯说，只是这段时间发生得太多了，安德烈需要好好组织一下语言。
索寻主动问他：“你二月从巴黎走，去哪儿了？”
“基辅。”
索寻没想到第一个问题就给他问出了个炸|弹：“哪儿？！”
“就是乌克兰的首都……”
“我知道基辅在哪儿。”索寻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停了，这好像比他想象的还恐怖一点，“我是问你去那儿干嘛！你傻啊？不知道要打仗啊！”
安德烈卡壳了。说不知道吧显得他很傻，说知道就显得他更傻。
“在基辅有个人才培训机构，就跟克拉科夫那个差不多……我跟你说过的。”索寻不怎么耐烦地一点头，表示他记得，于是安德烈继续往下说，“德卡斯让我去的。”
索寻明白了：“哦，所以就是他知道了你背着他在搞小动作，就把你扔到马上要开战的地方。你一看机会难得，就跑到前线去当英雄了？”
公平地讲，当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安德烈当时并不知道德卡斯已经在怀疑他，他是很后来才想明白了怎么回事——德卡斯控制那些外国模特有一系列的手段，她们刚到巴黎的时候统一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从吃、住、培训都完完全全被公司把握，然后是一系列不合理的规定，作为一种服从性测试：不许游泳、不许私自去逛街、不许晒太阳随意改变自己的肤色，每天都会测量三围和体重，稍微胖出来一点点就会有惩罚……“培训”完以后会让她们搬出去自己找地方住，也会有相关负责的经纪人把她们的照片发到各个品牌，但不会有人真的为她们争取机会，最后大多数是直接被扫进垃圾堆。她们的收入微薄得可怜，巴黎的生活成本却高昂得可怕，可是一纸合约绑着，她们也没有办法离开。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德卡斯往往就会以一种慈父的形象出现，告诉她们有一些“赚外快”的机会……没有女孩会拒绝，从来没有。
确切地来说，德卡斯并没有发现安德烈在跟媒体通话，他发现的是安德烈在暗中帮助某两个受害者。安德烈知道他应该再小心一点，但他不得不这么做。《自由报》的报道需要有名有姓的受害者站出来说话，他们不能只把范围局限在那些被社会名流侵害、得到了高额封口费的模特身上，那样的话，德卡斯就只是作为一个掮客而非直接的加害者——不，安德烈想让德卡斯也付出代价。
一开始的时候德卡斯并没有想把安德烈送去战区送死。乌克兰长期向西欧输入移民、窃贼、黑客……以及妓|女，谢尔盖确实是他最长期最稳定的生意伙伴——他们那个时候还坚信不可能开战呢。安德烈确定德卡斯真正起了杀心还是在他中了谢尔盖的圈套，偷拍那些合约之后的事情。后来Joan也跟他确认，他们找人翻译了那些俄语文件，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运输合同。而那场战争正好给了德卡斯下手的机会。
所以……安德烈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在跟索寻顶嘴。他当时无法预料事情的发展，只能一步一步跟着走。他讲到了开战，讲到了基辅的轰炸和他们躲进防空洞，也讲到了谢尔盖如何丢掉他所有的东西，把他扔在了边境的森林外围。
索寻已经站起来了，他绕到工学椅背后，两只手撑在椅子的“肩膀”上，只听，不说话，低着头，像是忍着疼。安德烈停了下来，担忧地看着他：“阿索……？”
“接着说。”索寻低着头，声音很平稳，“然后呢？你发着烧徒步走去波兰的？”
当然没有，安德烈还不至于这么自不量力。
当时他能够确定的是，谢尔盖确实是在往波兰走，一路上遇到的同为逃难的民众确认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应该离大路不会太远，毕竟谢尔盖还要跨境的。安德烈开始在黑暗中循着印象里的方向走，没有多少细节可以告诉索寻，无非就是冷，黑，绝对的寂静，对于可能走错了方向的恐惧，以及绝望。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因为发烧而混沌的大脑早就已经丧失了时间的概念，他只记得他一直在跟“坐下休息”的念头做抗争，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只要坐下就没办法再爬起来了。有意思的是安德烈当时想到的竟然是小学的时候学的红军长征课文，他记得自己提醒自己，见到索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念头讲给他听。很有意思。
索寻站在他对面，脸上完全没有一点觉得有意思的表情。
“然后呢？”他还是问，嗓音有点哑。
然后就天亮了，他真的走回了大路边，可能是他的方向感真的很好，也有可能就是纯粹的幸运。一对会讲英语的年轻夫妻让他上了车，带着他过了波兰的边境。后面的事情安德烈不是很清楚了，从上车开始他就烧得几乎意识不清，边境非常混乱，没有人在检查证件。他被人送去了最近一个小镇子的医院，甚至没有机会向救了他命的那对夫妻感谢。在那个他都没记住叫什么的小镇的医院里，他的“着凉”最终转为肺炎。没有手机，没有钱，也没有证件，也听不懂医生和护士都在说什么，而他的喉咙因为持续的剧烈咳嗽肿胀到难以说话，安德烈只能借了医生的纸笔，在上面分别写下了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的“安德烈”——他不太确定这里是否属于斯拉夫语系地区——然后指一指自己。安德烈，大家终于知道他叫什么。
陌生小镇的医院人满为患，挤满了从边境线另一头来的难民。大部分人和安德烈一样，是因为严寒才生了病。但医院条件太差，安德烈反反复复地感染，已经不记得自己到底在医院住了多久。后来他才知道，他还是属于幸运的那一批人，大概是因为过边境线的时候太奄奄一息，才有人给他送到了这个小镇的医院，而大部分的难民还是停留在边境线。波兰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接收了超过230万难民，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国家的负荷能力。无数人流离失所，缺少食物，也缺少药。航班是不要想了，连火车票都搞不到一张。安德烈好转以后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去，甚至没有地方能够卖他一部智能手机。无奈之下，他继续留在了医院里，因为他的英语和法语都讲得很好，短暂地作为志愿者协助医院收治难民。直到三月底，他得到协助难民NGO机构的帮助，坐火车到了华沙。
到这个时候，语言的问题已经不大了。安德烈已经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波兰语表达，但他依然没有钱，也没有手机。他有一个住处，那个NGO给他联络了一个雇主，他可以在餐厅里打工，先为自己赚食宿。他去了华沙的中国大使馆，想要补办一个证件，能够让他回国。但是他没有在当地的警局挂失过，他的外貌也很难让人信服他是中国人。最终他在华沙停留了三周，始终没有把证件办下来，只能继续在餐厅工作——某种意义上，算是实现了他当初的“梦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开一家小饭店。他提到这个的时候索寻还是没有笑，安德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已经不记得他们当初的对话了。
“然后呢？”索寻好像只会说这三个字了，“你又是怎么去的柏林？”
“有人帮了我。”
索寻：“那个NGO？”
安德烈摇了摇头：“不。是喻闻若。”
索寻皱了皱眉，这个名字有点久远，他一时没有想得起来是谁。等他想起来以后就更惊讶了——安德烈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他认识喻闻若。
确切地讲，安德烈最先联系到的人是Joan. 他谁的电话号码都没记住，没有了手机，他就像被斩断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联系。他有上网的机会，但几乎所有的账号都无法登陆了，他在一个新IP地址，用公共设备登陆，还无法提供验证码——不了，谢谢。连他的邮箱都把他拒之门外——但还是感谢互联网，他在《自由报》的官网上找到了一个号码，然后他用公共电话直接打到了英国。是的，他有新闻线索想提供。他告诉《自由报》的接线员。请帮我接通Joan Korbett女士。
Joan接了，听到他的声音那一刻，安德烈第一次听到她的情绪失控。然后是喻闻若，他在另一条电话线上。
“你在波兰哪儿？”他问安德烈，“我今天就出发。”
“华沙。”
喻闻若让他稍等。安德烈在电话亭里，看着陌生的城市在他面前运转。他的心像一颗气球，慢慢地，慢慢地悬浮起来。
“没有去华沙的航班了。”喻闻若告诉他，安德烈的心坠下来，然后他又说，“我今天晚上抵达柏林……我在柏林有个朋友，我找她开车过来。”
安德烈用手背捂住了嘴，控制住了自己的音调。“好。”他尽量让自己平静，把自己在华沙工作的餐厅地址告诉他。
“在华沙等着，”喻闻若说，“我们来带你回家。”
作者有话说：
注：索寻知道喻闻若，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不认识。安德烈没跟索寻说过喻闻若，也没跟喻闻若说过索寻。当时索寻网络寻人声量太小，又被德卡斯压下去，喻闻若并不知道索寻在找人。
又注：其实有个小的点，浦东机场离上海市中心非常远，安德烈是转机，根本不可能大费周章地“顺便”来一趟市区。
再再注：柏林离华沙车程六个小时。